全能政府的体制也会培养与此相适应的观念,例如将权力机关的活动和事务看得高于其他的观念。因而往往在召开较为重大的会议或举办活动期间,即使发生了普通的“坏事”也是不许说的。这种观念不符合党一贯倡导的讲政治的内涵,共产党的政治,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这个时候若发生人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事件,会议或活动的形式本身要让位于应对危机的实际工作,不然就颠倒了主次和是非。
三、指导思想上从“堵”信息,转变到“疏”信息
1954年前后的几年,我国从中央到省级新闻界曾全面向苏联同行学习,除了僵化的版面和宣传性新闻语言外,对于信息的处理,也完全向苏联学习,敌人批评我们的内容一律不见报。为防止民众获知批评我方的信息,还有专门的“偷听敌台罪”。报纸上关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概只报好消息,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,一概只报不好的消息。1956年5月28日,刘少奇新华社领导谈话,批评了全面学习苏联,指出:“为什么资产阶级报纸敢于把骂他们的东西登在报纸上,而我们的报纸却不敢发表人家骂我们的东西呢?这是我们的弱点,不是我们的优点。”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我们的一些做法还留有当年的思维痕迹。我们的小学课文就有“大禹治水”,道理简单不过了,然而一到具体的管理上,对各种不喜欢的信息,我们仍然习惯于“堵”,思想的僵化和不合时宜让人难以理解。
胡锦涛6.20讲话3200字,其中“舆论引导”出现了9次,“引导”出现了14次,“疏导”出现1次,后三者共24次。显然,疏导、引导,应当是管理网络信息的基本方式,但是我们在具体工作的指导思想上,似乎并没有认真贯彻胡锦涛讲话的精神。
“堵”很简单,而“疏”就难得多。我们太习惯于水来土挡、兵来将挡了,而传播科技的发展,永远是有“盾”之后便有新的“矛”,而且“盾”的产生总是落后于“矛”的发展。
如果我们的控制停留在筑坝的思维上,永远挡不住水的溢出。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。
我们传统上只把各种危机事件看作坏事,倾向于千方百计地“捂住”,不让别人知道。在当代社会,突发事件出现的机率较高,应当把这类事件视为一种常态来处理,把处理危机看作政府正常职能的一部分。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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